密云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刘珍君。受访者供图近期，“邯郸初中生遇害案”“广东13岁男孩性侵8岁女童案”等涉未成年人犯罪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孩子们构建一个能够安全健康成长的环境，是社会各方主体的责任。如何让法律更有效地保护好未成年人权益？记者和密云法院刑事审判庭（少年法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刘珍君展开对话。除了法官身份外，她还兼任当地一所中学的法治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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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后如何追责？
新京报：低年龄未成年人犯罪，若不会被追究刑责，会受到其他惩罚吗？
刘珍君：虽然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一直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对低龄恶性刑事案件持放纵、容忍的态度。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
新京报：从你观察来看，涉事未成年人在专门学校接受矫治、训诫教育后，成效怎么样？
刘珍君：从实践来看，专门学校一方面可以保障适龄未成年人继续完成义务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其行为进行集中管束，使他们接受针对性的教育与矫治，掌握一定的技能。除了由专门学校教育、矫治问题青少年之外，司法机关还会通过委托专门的社工组织，对具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涉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回访，形成工作档案，平衡法律惩处和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教育矫治罪错少年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新京报：目前有没有好的矫治方法？
刘珍君：拿我工作的密云法院来说，对于罪错少年，密云法院是与北京市女子监狱、社区矫正机构、区妇联等部门建立了回访帮教联动机制，通过书信往来、现场帮教等方式，对未成年犯进行回访帮教，教育矫正其消极思想和不稳定情绪。
目前来看，成效是比较好的。近五年，密云法院被判处缓刑、管制、罚金及免予刑事处罚的在校生复学率达100%。对家庭教育问题进行分级评估，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当庭训诫61人次，发出《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家庭教育指导令》54份。法院在深度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同时，还坚持因人、因案施策，注重干预指导，逐案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档案，联合区妇联、团区委组建回访团队，持续性关注当事人亲子关系以及家庭教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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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成因有哪些？
新京报：有人说现在孩子普遍早熟，是过早接触成年人社会信息造成的。据你观察，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有哪些？
刘珍君：我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监护人监护意识不强，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我们通过案件审理发现，部分监护人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导致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或者构成违法犯罪。
举个数据，在密云法院近五年判处的38名未成年罪犯中，67%的未成年被告人来自离异家庭。直接抚养未成年人一方往往因工作繁忙，对未成年人的日常教育参与较少，或者虽有时间陪伴孩子，但缺少教育、沟通的耐心；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又较少与子女联络，对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变化和需求、交友情况等关注不足，使未成年子女处于脱离看管状态或者心理需求失衡状态，容易养成不良嗜好，出现金钱观念扭曲以及朋友圈混乱等问题。
另外，一些父母自身对未成年子女过分纵容，对出现的苗头偏差不能及时通过适当的家庭教育予以纠正，反而选择放任甚至包庇，让未成年子女产生错误的是非观念，从而导致侵权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发生。密云法院曾审理过的一起九名未成年被告聚众殴打他人案件，涉案两名未成年人在成为被告之前曾因打架问题受到过公安机关的处理，但二人并未吸取教训，监护人亦未及时纠正其不良行为，且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毫无悔意或者歉意，这导致了他们的孩子再次违法犯罪。
还有，未成年人自身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一些不良嗜好。比如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会让一些自我控制能力较差、辨别是非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受到不良思想的侵蚀。我们能看到，一些未成年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我觉得网络不良信息泛滥也是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诱因。一些未成年人在心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极容易迷失在互联网世界里，产生贪图虚荣、盲目攀比的心理，进而渴望超过自身家庭的消费需求。有的未成年人为了满足自己享乐消费的目的，不计后果地勒索同学的钱物，甚至实施暴力行为；有的未成年人喜好交友，但没有原则，交友不慎，不良朋友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致使其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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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涉未成年人纠纷的难点在哪儿？
新京报：我国《民法典》《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对学校和监护人都作出了责任规定。从法律层面看，学校和监护人，应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担责吗？
刘珍君：家庭和学校是未成年人人格独立发展和社会化能力形成过程中所处的环境，是影响未成年人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只要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需要独立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父母作为监护人虽然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但对于被侵权人提出的赔偿请求，需要承担监护人的赔偿责任。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责任的，亦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新京报：解决纠纷的难点有哪些？
刘珍君：当一起未成年人纠纷事件发生时，我们往往会发现涉事各方对于事件性质的判定，有着近乎迥异的看法。比如说，当两个学生起矛盾了，受伤害同学的家长会觉得问题很严重，要求对方赔偿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另一方家长就觉得只是孩子小打小闹，算不上侵权问题。在这样的纠纷中，双方不仅各执一词，还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
这时候，有些当事人就会让学校和老师去解决这件事。而学校给出的方案，往往会让双方当事人都不满意，他们都会觉得学校在偏袒另一方，索性就将矛头对准学校和老师，认为学校和老师该负主要责任，这就让学校和老师感到很为难。其实要都把责任压在学校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新京报：这类纠纷容易预防吗？
刘珍君：和成年人比起来，未成年人往往心智不够成熟，行为也缺乏理性。他们之间可能原本是一些玩笑型的摩擦，比如一个口角、互相用课本砸头等，没有达到违法犯罪的程度，但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造成危害人身安全的严重后果。所以成年人弄清楚未成年人的世界，本身是有难度的。另外，未成年人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在监护人和老师视线之外发生的，这就导致结果的不可控制性，以及有效证据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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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新京报：当未成年人疑似受到侵害，监护人和学校应该怎么做？
刘珍君：当监护人发现孩子的情绪状态有些不对劲了，比如比以前神情紧张、心情低落了，应该及时和孩子谈心，如果是关乎校园欺凌的问题，应该立即联系学校老师，多了解些孩子的近期动态，和老师一起商量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孩子受到的伤害比较轻微，可以短期内平复，就和另一方监护人及涉事学生沟通，让对方道歉并保证不再伤害其他同学。如果对孩子的影响较大，已涉及侵犯到孩子的法律权益，应该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在维权过程中，监护人和学校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防止给孩子造成二次创伤。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就是学校要在日常管理中注意留存录像、音频、文字等证据，这有助于澄清事实。
新京报：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关于学校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你有怎样的建议？
刘珍君：其实，要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个长期而综合的工程。我认为学校和政府部门，需要长期性、系统性地给学生普法，让学生们从内心深处树立起法治意识。以我担任法治副校长的经验来看，有些孩子就会因为一场法治讲座而多了一些权利意识。我觉得，法治校园建设需要持久发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局面，让青少年们敬畏法律，从而不敢做有违底线的事，也让他们更加自信，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校园法律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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